2019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七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今天我想把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这既是一个经济增速及其影响因素测算的具体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理论问题。

　　一、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近几年,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等进行过相关测算。计算潜在增长率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趋势法，一个就是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潜在增长率由哪几个要素来决定，占比如何？总体看，不同估算方法下结论大体一致：自2006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近几年实际产出略低于潜在产出，经济总需求略显不足。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在于TFP增速的降低以及近年来资本增速的放缓。

　　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需对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三方面的走势做出分析。就劳动力的变动情况看,在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不能乐观。

　　根据产业结构（第二产业GDP比重）与资本存量增速的回归关系预测，未来资本存量增速将逐步放缓至8%左右。伴随这种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北京、上海的资本形成增速也不断放缓，低于其在工业化时期的水平。

　　利用2005—2014年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 。如果把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再分的更细一点，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出的各要素体现了对TFP的影响程度。其中包括的指标如下表所示。

　　测算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会在1.8%左右。如果做相对乐观的假定，各项改革措施顺利推进，创新和研发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人力资本积累加快，城镇化加速推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快，TFP的增速可以提高至3%左右。可见,政府推动的各项改革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结论。对比日韩经济增速发生转折时的特征和变化，中国面临的内外经济形势有诸多相似之处。

　　上述分析在政策层面有参考意义，未来可从劳动力、资本尤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加快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有无差别，经济增长理论为何一直在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只是可能与实际增长率有很大差别。现有增长理论总拿可能说事、甚至用实际数字倒推潜在，合理吗？原因何在？因为基于完全市场经济模式逻辑下，考虑的主要是供给侧,只能计算潜在增长率，或者说是源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必然结果。二是怎么理解政府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果按凯恩斯理论的逻辑,政府作用只能影响有效需求,只是短期的，那么有些问题就很难解释,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之,如果政府作用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产生较大影响,或者说政府的作用可以影响潜在增长率的趋势性变动,这样才可从理论上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可理解改革开放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逻辑才能够成立。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就会带来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故事可能影响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把这种思路上升到理论高度，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模型化、规范化,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并可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提供相应支撑。下文我们从理论层面对此进行一些思考。

　　二、关于经济增长模式和模型的新思考

　　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讨论上升到理论层次,并将计算实际增长、潜在增长率的内在逻辑灵活运用，构建相应的模型，会发现一些特殊的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蕴涵深刻的经济学理论的思维和逻辑。实践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一条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也是理论创新的试金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让人们看到了无形之手的作用，是市场经济和供给侧的结合。凯恩斯提出政府作用的有形之手，经济思想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这两个理论表明，两个手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2015年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难题”，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因此，从逻辑上可以说, 任何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模式或市场经济模式，都不过是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作用模式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统一，只是组合或成分不同而已。美国市场经济成分多一点，中国市场经济成分可能少一点，但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经济模型的构建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至关重要。宏观经济学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国家作用角度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并在相应的范围内较好地发挥着作用。这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成果，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建立了理性综合模型。模型的主体部分由以下三个方程构成：

　　式（1）中，表示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变化，。表示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潜在产出，属于长期趋势的主体部分。表示政府作用部分带来的变化。参数a、b表示权重，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情况下,两者之和为1。满足此条件的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模式。式（2）中，为常数，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参数和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式（3）中，表示来自供给端的冲击，表示来自需求端的冲击。政府作用于经济波动的部分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冲击叠加的影响。从本质上，理性综合模型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仅基于纯市场经济模式的前提，是重大的思路创新。模型得出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方程与RBC的基本逻辑和要素是一致的。

　　第三，中国的实践正好说明了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两者之间有机的结合，是多样化市场经济模式的一种。当今市场经济五大模式都各具特色：一是美国模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二是欧洲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三是日本模式：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四是瑞典模式：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五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质上，一个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并且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在不同的阶段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影响变化的核心因素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美国、欧洲总拿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说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从全球实践来说，当今世界或者历史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在总供给远小于总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场经济模式。

　　第四，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对全球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从现实角度来说，中国正在加强市场化改革，而美国则强化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趋同的趋势。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和标准。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理论和基础。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经济模式将是对世界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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