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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之：打造大都市圈，迎接交流经济时代
发布时间 2019-04-22 10:43:59 来源：中经纵横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周牧之 供图]
中国网4月18日讯（记者 张嘉琪）城市的发展要聚焦提高城市的发展质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都市圈政策正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发展研究专家、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日前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近30年来，周牧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相关调研，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给予了持续关注，这一经历也使他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理解尤为深刻。
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意见还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城市化进程应势推进
20世纪90年代末，周牧之参与了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一项关于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国际研究项目。2001年，周牧之发布了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同时还成功预测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将向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集中，形成三个大城市群。
根据周牧之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的三大城市群GDP和货物出口分别占全国39%和68%，吸引了全国63%的外来人口流入，集结了全国35%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培育了全国54%的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人口密集地区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5000人的地区。
周牧之还曾参与过世界上最大的湾区——日本东京湾再开发的多项研究和规划。他表示，和日本一样，大幅增长的出口和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引擎，这在中国入世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2000年至2016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3倍，人口增长了10%，市区面积增长了1.8倍。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密集地区人口却只增长了20%。 周牧之认为，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面积急剧扩张与高密度人口集聚脱节的城市化。
城市繁荣条件因时而变
除了从整体上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周牧之还从城市个体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评价。
周牧之还担任着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职务。作为一家专注城市发展的国际智库，自2016年以来，他带领的研究院团队已连续三年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
该指标由环境、社会、经济三个大项，9个中项，以及27个小项构成“3×3×3”金字塔结构，立体地评价和分析了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大数据、统计数据和卫星数据等大量数据，对复杂的城市状况进行全方位定量化和可视化分析，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树立起一套“数字化”的标杆和参照系。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了以深圳、上海、东莞、苏州、佛山、广州、宁波、天津、杭州、厦门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这30座城市贡献了中国近75%的货物出口总额。
报告还公布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广州、福州、济南、西安等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代表的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名单。周牧之指出，IT产业辐射力向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收敛的程度更甚于制造业。这30座城市培育了93.2%的IT产业主板上市企业（深沪港），80%的IT产业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91.8%的IT产业创业板上市企业，集聚了69.9%的IT产业就业人员。
他还指出，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许多并未进入IT产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榜单，这是由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交易经济和以IT产业为代表的交流经济的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云河都市研究院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对制造业辐射力和IT产业辐射力与城市的交通枢纽、开放交流、辐射力、以及人口密集地区人口规模这四大元素分别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周牧之进一步阐述，在城市交通枢纽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注重集装箱港口的条件，而IT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国际机场的支持；在城市的开放交流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与货物进出口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与IT产业发展相关性最强的是国际会议；在城市辐射力方面，与IT产业发展相关度最高的是餐饮酒店辐射力，而制造业与餐饮酒店辐射力的相关系数要低得多，这也表明制造业人群对美食的敏感性要低得多；不仅如此，相对IT产业而言，制造业辐射力与高等教育辐射力、医疗辐射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要低很多。
敞开大门 迎接变化
周牧之指出，相对交流经济而言，制造业的人口集聚在对教育水平和对城市服务水平的要求上要低很多。相反，在作为交流经济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人的集聚更多是为了思想的碰撞、技术的创新、内容的创造、商业模式的迭代，这需要吸引更高素质的人口集聚和交流，也需要高水准城市服务的支持。
周牧之表示，随着世界迎来交流经济时代，城市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剧变。对此，他建议，中国需要优化中心城市的中心功能、城市结构、人口素质，打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圈，引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他强调：“中国应该更进一步敞开大门、全面开放，因为开放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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