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放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要素配置扭曲。

　　王一鸣：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打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

　　近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举办的“2018-2019中国经济年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等著名专家在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放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深入推进改革，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

　　杨伟民：

　　全面深化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衡，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里有短期因素影响，也是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短期反映。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放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明确“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

　　短期因素首先是贸易摩擦。虽然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但是今后会逐渐显现；其次是严监管的金融政策。“去杠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体制改革还没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严监管的某些政策会对民营企业带来一些伤害；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信心；此外，若干收缩性政策叠加，地方执行层层加码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杨伟民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还与消费和基建投资下滑等长期因素有关。造成消费下滑的主要因素是高房价和房贷压力。基建投资下滑则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有关，基建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借债和土地出让收入。此外，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虽然现在看起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企业盈利能力在下降。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大量所有制歧视导致民营企业信心不足。

　　在杨伟民看来，上述问题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三大结构性失衡。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持续减弱。我国在人均GDP只有八千多美元的时候就进入到制造业快速下降期。虽然制造业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制造业下降的时间过早、下跌的速度过快。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很多消费品难以满足需求，一些中高端产品自己生产不出来，根源在于创新能力不足。此外，由于资源环境和人工成本上涨、融资难融资贵、盈利能力下降等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业，脱实向虚。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近年来，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占比提高是一个好现象，而在服务业比重提高当中，金融和房地产分别贡献了4.4和2个百分点，金融业的增加值仅次于制造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利息收入，所以金融业规模扩张速度过快并不一定是好事。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前些年，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泡沫化问题。2017年开始，中央采取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后，这种局面才最终止步。经济增长为什么主要依赖房地产？主要是因为在流动性过剩和制造业盈利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居民保值增值的优质资产，金融机构利润的主要来源。金融机构不愿再贷款给制造业企业，而更愿意贷款给购房者。这一方面造成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大量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

　　杨伟民认为，造成三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从资金配置来看，近五年制造业贷款比重持续下降，房地产相关行业和金融业的贷款比重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贷款比重大幅提高，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的80%，民营企业贷款比重大幅下降；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大幅提高，居民新增按揭贷款比重占新增贷款的50%。很多上市公司用募集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投资房地产。

　　从土地配置来看，中国城市用于居住的用地过少，用于工作的用地多，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比不合理。供地增长与人口流动反向配置——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增速最低，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住宅用地增速最高。居住用地不足，导致高地价并带来高房价。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面临高地价、高房租的压力。

　　从劳动力配置来看，农民工进城就业但解决不了落户的问题，缩短了人口红利期。僵尸企业的员工无法转移再就业，同时很多新兴产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此外，还存在退休制度不适应老龄化时代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是因为主要矛盾还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要解决上述三大结构性失衡，更多地要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就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办法是全面深化改革。

　　王一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改革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大半，商品和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但是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是改革，落脚点也是改革，根本出路是深度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打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

　　从实施效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身发展的不平衡，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也逐渐出现。

　　第一，在去产能方面，虽然煤炭、钢铁行业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但并没有完全除去，特别是国有僵尸企业仍面临债务处置问题，债务处理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随着上游煤炭价格回升，下游产业的原料成本开始上升，而产业下游大部分企业是中小民营企业，加之市场需求的变化，广大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第二，在去库存方面，此前为了去库存降低了按揭贷款条件，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无形中推动了新一轮房价上涨，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上涨。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中有相当多的中低收入群体，居民杠杆率迅速上升，这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现在消费回落与居民杠杆率上升，即居民部门的负债有很大关系。

　　第三，在去杠杆方面，由于采取的政策力度比较大，短期形成了政策的叠加效应，对金融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特别是规范表外业务和非标产品，造成民企短期融资难。

　　第四，在降成本方面，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减税降费的措施，但是企业感觉并不明显，亟待找到其中的症结。

　　第五，在补短板方面，政府继续加大在农业、基础设施、环保等领域的投入，投资比重和投资增长率不断提高。现在最大的短板是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许多核心技术掌握在他人手里。

　　王一鸣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根本上是体制性问题，背后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问题。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迟迟无法退出是因为市场化创新机制仍不健全，杠杆率快速攀升是因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商业银行为了追求更高收益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杠杆率就很难稳定下来。至于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则与市场化激励机制不健全有着紧密联系。

　　王一鸣称，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在总需求相对平稳的背景下推进的，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都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重点要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这种调整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是从需求上发力，还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就是“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对于如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首先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重点强调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

　　其次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传递给企业和企业家等市场主体也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怎样让市场主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主决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三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通过市场竞争，外部倒逼和市场化激励等措施尽快攻克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对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认识。

　　四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自由流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打通供给与需求、金融和实体，形成最大的联动效应。

　　王一鸣指出，这八个字，强调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强调的是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从根本上说，强调的是要深度推进市场化，让市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都要交给市场，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去干。

　　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有关国有企业、财政、税收、民营经济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一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需要靠竞争来优化配置。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加强对新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的审查。通过立法明确竞争政策在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是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清晰界定各类产权，健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基础环境。在竞争环境上为非公经济降低门槛，在法律上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增强他们的安全感。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现在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改革正在一些地区试点，可以在试点的基础上再深化推进，适度放活宅基地农民的使用权、交易权，通过要素流动带动乡村振兴。

　　四是继续推进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改革。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很大进展，已经成为科技大国，但是一些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核心是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特别是产权治理体制不完善。只有激发科技人员投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才能进一步解放科技生产力，为建设经济强国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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