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贫乏可以让人的肉体死亡，但思想的贫乏却可以让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周期，必须和过去30多年的超高增长阶段告别之时，关于中国经济的各种误读和焦虑，根源在于官方经济学思想的匮乏，如何确立包含清晰思想理念、政策要义和实施路径的官方经济学体系，对于正确的认识中国经济，并形成政策层面的共识，减少误读和政策实施的阻力，极为必要。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的访谈文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出炉背景、重点任务、经济政策总体思路进行了全面阐述。看热闹者都在猜测“权威人士”到底何人，政策敏感者则认为，这篇访谈文章将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列，意味着新一代中央高层官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习近平经济学”（这种称呼可以参照当年美国“里根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学”的两大支柱，一是新常态，即关于中国经济新周期的论述，一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关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在大政方针和发展理念的体系化的论述。历经两年的探索和认识，这两大经济学思想支柱基本确立。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从2014年5月首次提出，到2014年11月在APEC峰会上习近平首次全面阐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征及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再到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笔者在很多场合强调新常态的战略意义。对于新常态，很多人并没有从战略层面进行思考，有人甚至将至视为经济下行压力下的一种政策托词，这在很大程度上矮化了“新常态”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的指导意义。

 

笔者多次指出，新一代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短期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必须对经济减速保持克制和包容的同时，下决心通过改革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关于新常态的一系列论述明白无误地传递出管理层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阶段，必须用新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经济，必须用新的理念谋划中国经济，必须用新的政策手段把控经济的大方向。可以说，这些对中国经济新周期的正确认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作为“习近平经济学”的第二个支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到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常态”周期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破局的关键选择。这也被外界视为，中国的官方经济学思想正式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短缺周期下，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通过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熨平短期性的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种通过需求端管理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个平面水平上扩大产能，其实无助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经济告别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都在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要实现突破，关键不在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搞重复性建设，而是如何突破增长的瓶颈，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破除经济增长的障碍，提升潜在增长率。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这即是“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要义。

 

在1月4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访谈文章发表之前，各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等的理解分歧很大，一些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与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一脉相承的东西，中国的一些学者近年来在美国供给学派的基础上，提出“新供给经济学”，但纵观“新供给经济学”的很多政策主张，大多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一直主张并推动的东西，并没有提出真正的新的主张和创见。而且，加强供给端的改革，也是过去10多年中国很多学者着力呼吁推动的事项。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而言，笔者非常同意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既不同于美国的供给学派，也不同于“新供给经济学”，用“权威人士”的话讲，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笔者是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种提法的。同时，在官方的语境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概括为“三个五”：一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二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

 

这样，作为“习近平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创新层面都具有了较为丰富的政策内涵。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经济学”中的忧患意识值得关注，比如，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警示“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表态“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 这些认识和表态，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从另一个侧面也能够感受到高层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的政策靠经常吃兴奋剂来提高运动员成绩的话，现在的政策则更强调强身健体。这应被视为“习近平经济学”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