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提振楼市而言，抵税也是利器。如今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中，利用税收杠杆刺激需求进一步释放，从而消化库存，是开发商所乐见的。

 

　　不过，房贷利息抵个税恐怕也存在负效应，特别是可能加剧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值得警惕。

 

　　对于不同收入阶层而言，房贷利息抵扣个税的财富效应差异巨大。有人算了一笔账，假如购买总价250万元的普通住宅，八成房款用商业贷款，贷20年，抵扣总利息近33万元；若购买1000万元的豪宅，六成房款用商业贷款，贷20年，抵扣额高达222万元左右。后者抵扣金额接近前者的总房价。如果抵扣政策不加以细化限制，即便只购买一套房产，高收入阶层得到的实惠显然比中低收入家庭要多得多。

 

　　房贷利息抵税还有可能造成楼市新一轮投机热，使楼市运行偏离轨道。一方面，房贷利息抵税释放出鼓励贷款购房的信号，将影响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的稳定性。在同等居住条件下，如果房租不能抵税，贷款利息可以抵税，这无疑是引导消费者远离租赁市场，可能会阻碍住房消费市场的结构优化，人为加剧供需矛盾。另一方面，现在不少城市取消了限购、限贷，高收入阶层的贷款能力又较强，他们利用大量购置不动产来避税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实际上，早在1998年，上海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楼市的冲击，就曾出台过为期5年的个税抵扣政策。政策实施后，虽然强力拉动了楼市销售，但也造成高收入人群大肆囤购中高端房产避税，推动楼市走向畸形高烧。本是“抽肥补瘦”的所得税政策，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是谁也不想见到的。

 

　　也有人质疑，现在多数发达国家的个税抵扣项都包括房贷利息，难道人家就没考虑到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应当看到，其一，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城镇化，而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拥有成套自有住房的家庭占比，以及房地产的升值空间，显然都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住房投资的财富效应更大。其二，国外的房贷利息抵扣政策也多有限制条件。比如在美国，房贷利息抵扣个税的条件就很明确，每个家庭只能抵扣第一套和第二套住房，而且可以抵扣的总额也被限定。

 

　　减轻个人税赋是好事儿，但好事儿更得办好。相比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属于长期性政策，引导方向正确、稳定的税收政策，对于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更为重要。特别是涉及房地产的个税政策，一头涉及楼市调控的走向与效果，一头关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正义，更需考虑多重影响，审慎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