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认为，围绕消费新需求，创新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和服务业供给，能够丰富群众生活、释放内需潜力、弥补民生短板、推动工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

 

会议确定了消费升级的四方面措施，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家电等消费；同时优化消费环境，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用奖惩联动；三是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四是畅通商品进口渠道。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长所洪涛认为，今年“双十一”的网上促销的销售额整体有望突破千亿，但电商的繁荣发展不取决于短期促销，如何确保商品质量不出问题，这需要有配套措施。“要把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剔除出去，更好地促进居民放心消费。”洪涛说。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消费

 

在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方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家电等消费的措施尤其引起外界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目前2.7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买房比例只有1/100左右。如果启动农民工住房消费，对内需拉动作用巨大。这方面需要农民工有住房公积金，这样农民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如果农民工没买房实力，地方政府可以提供保障房。

 

“十三五”时期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地方拿到中央资金，需要解决农民工真正享有市民的公共服务。农民在城镇有房，才可以在城镇待得住，在城里更好地消费。”李国祥说。

 

四川统计局11月11日公布的一份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在被问及“如果落户城市，您会首先选择落户的城市是哪里”，82.4%的受访者选择大中城市市区，列首位的是省内地级中等城市市区，占比达55.7%，其次为成都市区，占22.7%，而愿意落户省内县（市、区）的只有14.9%，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看好省内大中城市。

 

李国祥认为，大中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好，农民工才愿意进入大中城市。未来只有中小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一些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农民才愿意到小城市定居，这样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消费。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会议提出，以更严的标准和监管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促进消费品质量的提升，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用奖惩联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严惩假冒伪劣、价质不符等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使消费者放心消费。

 

在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方面，会议提出发展消费信贷，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推广至全国。

 

畅通商品进口渠道则着眼于扩大群众欢迎的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落实和完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通过深化改革扩内需

 

国务院提出上述措施，目的是培育经济的新动力，倒逼一些领域的改革加快。

 

上述会议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除了前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会议还提出加快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该转企的尽快转企，全面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分领域逐步减少、放宽、放开对外资的限制，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增加优质新型产品和生活服务等有效供给。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近年来事业单位的改革正在加快，不过由于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导致很多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需求没有能释放出来。

 

比如北京市从去年开始就提出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以便缓解居民看病难、看专家难的问题。新的政策要求，医师工作5年，拥有医师证的可以开诊所。

 

不过实际效果不是很理想，目前医疗专家办诊所的不多。

 

从表面上看，这些专家在体制内的医院都忙不过来，无暇去办诊所。但是如果深入细究，背后的体制问题仍然突出。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告诉记者，大医院的医生在体制内可以评职称，同时可以带研究生，也有科研项目，以及退休等各种福利待遇。如果离开了原有的大医院，这些福利待遇都没了。

 

“所以要让体制内医生出去办诊所，提供独立优质的医疗服务，需要加快体制内医院的改革。”刘国恩说。

 

事实上目前在很多高校等等体制内部门的人员流动、自主创业也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