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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十大变局

发布时间 2015-11-11 11:05:43 来源:中经纵横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自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但在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2.1%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GDP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五: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4.77%。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六:区域融合渐成潮流。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七:人口红利开始消失。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八: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九: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变局十:“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以上十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的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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